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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企业家改变世界,却饱受污名

来源:原子智库 作者:原子智库 责编:杨帆
张维迎:企业家改变世界,却饱受污名

本文首发于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原标题:《张维迎:企业家带来财富数量增加,还推动观念现代化》,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有思想穿透力,同时是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张维迎教授1980年代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此后多年,他发表许多论文和著作,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2002年,张维迎教授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张维迎教授担任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并参与创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目前在该院担任教授。本期改革者说,由张维迎教授分享中国经济改革的往事,以及他对企业家精神的论述。



论战莫干山 价格改革是关键


原子智库:1983年张老师还在读研究生时,写了一篇文章,《为钱正名》。那篇文章说,商品经济条件下,得到钱意味着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个思想在当时非常少见。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张维迎:传统社会里,好多人确实喜欢财富,但总是把金钱当做一种罪恶。这时候,观念的转变就非常重要。怎么看待财富,怎么看待人们致富,怎么看待企业家,这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从一开始就关注观念转变。


原子智库:莫干山会议的时候,您是研究生刚毕业是吗?


张维迎:还没有毕业。


原子智库:是怎么样的机遇呢?


张维迎:那个会,那个时候,都比较开放。我理解是这样,中国一开始在论证为什么要改革,这相对比较容易。传统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我们还落后,所以我们要改革——这些都可以。一旦到我们说的怎么改,靠这些理论就告诉不了我们什么。这时迫切需要好多人思考这些问题。当时年轻的经济学家有一点好,饥不择食,什么理论都往脑子里装,思想比较活跃,没有原来的顾虑。发表一个观点,在有一定年龄的老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危险的事情。知道危险他就不做,只有像我们这些人不知道风险,才说它去。


莫干山会议,我的理解,有一些机构,有一些个人发起,要把中国对改革最有想法的人,聚集在一块。它是一个公开的,以论文评审参加的会议。不需要走后门,不需要找关系。会议选出来一百二十几个代表,是真真正正的按照提交的论文写的。


原子智库:当时的经济学家群体,整体上都非常年轻,您可能是最年轻的?


张维迎:肯定比较年轻。年轻人本来受的约束少,可以有新观点。当一个人经过好多年磨炼之后,自然思维就会老化。话说回来,那个会议本来就是为年轻人提供的平台。影响大是因为开会开成功了,一开始它没有那么大影响。为什么跑到那个地方开,就是希望躲躲闪闪。我理解是这样,为什么不在北京开?北京开不起来,没有人敢组织,没有人敢接待。当时的浙江,是一个改革相对宽松的环境。


原子智库:您在莫干山会议提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为什么关注价格问题?


张维迎:当时的情况,农村改革,后来乡镇企业发展,再加上国有企业改革,发现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在国家管制下,几乎所有价格都是政府制订,价格非常不合理。价格客观上是一个信号,是一个激励机制。一旦你允许人们去赚钱,允许人们自由决策、自主决策,这时候价格就会发挥作用。价格不合理导致市场上普遍的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价格改革就变成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好多人当时都认识到。我们怎么认识价格,什么是一个合格价格,怎么才能够有正确的改革策略,这其实都是一个观念问题。


原子智库:价格改革是当时推动改革的策略性选择吗?


张维迎:其实它是战略性问题,因为它太重要。当时我们的观念还在于政府怎么调整价格。原来的价格不合理,通过运用计算机,投入产出表,算出一个理论上合理的价格,按照合理价格去调整。这个东西其实计算不出来,或者即使你计算出来以后,没有人敢相信。我当时提出一个观念:这个思路有问题,正确的思路是逐步放开价格。先把计划内的管住,计划外的放开,不要再扩大计划。计划内的一步一步放开,都变成市场价格,这就是一个双轨制的价格改革的思路。


企业家改变世界,却饱受污名


原子智库:当时您还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说时代需要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张维迎:好多人简单理解,市场就是有价格,然后让人力自由决策。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市场中你面临好多分析,好多不确定性。究竟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时候特别需要的是企业家精神。传统社会不需要企业家精神,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层次这一类。在我看来,一个市场要有效运行,必须要有那么一些人,这些人非常具有远见,非常具有想象力,非常具有冒险精神。这一类人就是企业家。其实在1983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企业素质的核心是企业家的素质。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当时叫商品经济,必须有观念的转变,这个观念转变重要的是,怎么看待企业家,企业家是做什么。


计划经济下,企业家是一个负面词。1984年4月份,我在合肥的一个会议谈企业家,当时引起好多人关注,文章发到《北京日报》。编辑很喜欢这个问题,但是他说:第一,能不能不要企业家这个名词?我说用什么?用工业家或者实业家。企业家当时是负面词,是贬义词。另外我记得,那时我说企业家的一个重要素质是冒险精神,人家说,冒险精神不能用,要用探险精神,冒险精神也是一个负面的。


到稍晚一点,应该是1985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等于价格加企业家。价格是一个市场,提供一个信号,要资源配置,同时它是激励机制,企业家是决策的主体。市场中形成价格,还要人做出判断。一个优秀的决策,他不只是看到现有的价格,他要预测未来价格,那需要很高超的想象力和预见力,这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人类大部分人都是习惯于按照既定方针办事,也就是因循守旧。只有一小部分是有前瞻性的。他们追求新颖,打破常规,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企业家精神。没有企业家精神,不可能有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这是当时我的基本看法。


原子智库:这篇文章当时有没有受到批评?


张维迎:企业家这个倒没有受到批评。《读书》杂志的影响力非常大。这篇文章发了之后,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大家都说我读你这篇文章。无论是搞经济学的,还是搞其它学问的,好多人都喜欢读这篇文章。


原子智库:您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创新性的企业家。是不是因为很多人认为企业家就是投机倒把?


张维迎:我刚才讲,商人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不光中国,全世界都这样——在传统观念中,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只有西方过去两三百年,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企业家的形象改变,企业家才变成社会的英雄,因为工业革命创造的财富,新的技术,全是企业家带来的。中国由于传统观念,由于主流意识形态,企业家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是剥削,没有看到企业家要创造出新东西。我们今天享受的新东西,99%都是过去两三百年创造出来的。


企业家分套利和创新两种类型


原子智库:您把企业家归类为创新型和套利型企业家。


张维迎:当时我没有明确概念。套利型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家,这是过去几年我做的一个新概括。传统经济学家假定所有人都有同样信息,任何赚钱机会很快就会消失,就得到均衡。而我觉得,其实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也不是这样。


人类大部分生产知识很有限,非常无知,我们对好多机会熟视无睹,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敏锐的、警觉的看到这种机会。有人买东西,本来有便宜地方买,但是他就付很高价格;有人本来可以卖得很贵,但是他就很便宜就卖。为什么呢?他没有一个良好判断。企业家他看到这种不均衡,看到赚钱的机会,就采取行动,利用这个机会去赚钱,这就是我讲的套利。


但是资源配置本身给人类带来的进步非常有限。人类更大的进步,是来自我刚才讲的,不断有新的产品创作,新的技术出现。这就依赖于创新。我把企业家归类为两类,一类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一类是创新型的企业家。


创新型企业家,可能占的比例并不是最大,但它的作用最核心。事实上在一个生产当中,如果没有那些创新的企业家,套利机会也会很少,或者他很快就会消失。最简单的汽车,卡尔本茨、戴姆勒、迈巴赫这些人大约在1886年发明汽车,慢慢把汽车商品化。这个创新给好多其他人带来机会,他们把创新拿到另外市场。英国人可以从德国学会汽车制造,在英国制造汽车,那就慢慢变成一种套利。没有创新的企业家,套利机会就会消失,经济就不会发展。


所以我反复强调,经济学过多迷恋在资源配置,其实真正驱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不是资源配置,而是创新。资源配置讲的就是既有技术情况下,怎么得到最好使用,所谓就是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真正的发展创新,不是把已有东西配置,而是创造出没有的东西。


原子智库:套利型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家,有高下之分吗?


张维迎:它是两种功能,纯粹纯概念的功能。我觉得谈不上高下之分,这两类人都需要。而且在现实当中,经常一类企业家最初是创新的,最后可能去套利。还有一类最初是套利,最后去创新。比如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一开始就是套利,跟小地方乡镇企业、工厂,卖交换机。交换机技术在西方非常成熟,你拿来模仿就可以卖。但是到一定程度,他就赚不了钱,所以转向搞研发,自身创造出一种新的产品来。


中国一开始多数企业家是套利,最简单的套利就是投机倒把,搞长途贩卖,搞买卖。再出现乡镇企业,技术并不先进,但是市场很短缺,他就生产去卖,后来好比汽车的引进,全是套利。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认为,过去四十年中国企业家绝大部分做的是套利,真正称得上创新的企业家少之又少。我不能说没有,但是从比例讲,非常低。好多企业家会在小的方面做一些很微小的改进,你可以叫创新,称得上影响产业长期发展的技术性创新,少之又少。


原子智库:套利优势是不是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


张维迎:套利优势在中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你讲的后发。后发就是别人有的东西你还没有,这时候企业家,你只要给他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的自由、人才的自由,那么他就会把发达市场已有的技术很快拿过来套利。这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另一个就是在计划经济下导致的。计划经济本身是政府管制的经济,正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米塞斯、哈耶克所批评的,你没有可能制定出一个合理的、理性的决策来,所以导致大量资源错配,就像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讲的,所谓短缺经济。这种情况也使得套利机会大大存在。第二个是计划经济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实际上存在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你几乎做什么都可以赚钱,只要你敢做,只要你胆子大,就可以赚钱。商界原来流行一句话是稍不留神就赚钱。你要不赚钱,几乎是不可能。因为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得出去。


比如洗衣机、电视机、收音机这些东西,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城市里一百个家庭,平均起来都没有一台电视机,甚至黑白电视机,不要说彩电,黑白的都很少。所以说这时候,企业家总是要想到用一个最简单办法去赚钱。这时候你要大家去创新,其实也很难,甚至还没有必要。创新本身它是要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而创新你必须在原来基础上。


原子智库:通过套利获得资本积累,是不是创新前提?


张维迎:这个可以这么讲,就是我刚才讲的,好比说任正非,他是通过套利积累的钱用于创新。但是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会这样。


套利我们可以说有些很快,你比如说你在金融市场套利,房地产市场套利,可能几分钟、几天时间。创新是三年、五年、八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这个对企业家素质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我说得更明确一点,创新比套利对企业家素质的要求更高,它要求企业家看得更远,要求企业家更具有耐心,更能够经得起失败。另外我还要说,有些企业家,天生就适合套利,他很敏锐,很容易就发现市场机会。还有一些企业家,他天生就喜欢创新,他总是想做出别人没有做出过的东西。他可能甚至不屑于在现有市场中通过套利赚钱,这种人也是有的。但是,可能大部分企业家套利能赚钱,他就去套利,套利赚不了钱了,那他可能转去创新。


你看最初中国的套利是什么人,最初是农民企业家。农民企业家为什么套利?他进不了政府,进不了城市,他觉得当农民最苦。所以只要给他一点儿自由,有这种素质的人就倒买卖,他要办一个小工厂就起来。比如鲁冠球的故事,比如说广东、温州那一带,所谓鸡毛掸子换糖的故事,就是这么都起来。但是我想说,创新的人他想的是他要做出一件事情来,这件事情到最后,还要消费者接受他。


创新型的企业家,他可能比套利型企业家更具有冒险精神,更具有想象力。想象力是人类创造力的一种基础。我们经常会想到,一个企业家你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其实消费者本身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尽管我们每天去吃饭,去四川饭、广东饭,哪个餐馆去,好像我很清楚。但是所谓创新就是原来没有的东西,大家喜欢不喜欢没有人知道。那就是要靠想象力。能不能成功,取决于消费者打分,消费者买单不买单。如果你花了再大努力,消费者不买单,那你肯定完蛋,创新不会成功。所以我反复强调,一个企业家,尤其是创新的企业家,他要对人性有透彻的理解。


企业家要对人性有透彻的理解


原子智库:如何理解“对人性要有透彻的理解”?


张维迎:市场最后说到底是为了人,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幸福。人又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他的需求老是在变化。只有对人性有最透彻理解的人,他才能想象出来,并努力创造出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产品来,最后才能赚钱,才能成功。比如说乔布斯,我觉得他对人性的理解非常透彻。一般的技术专家,他会从技术的可行性的角度来看他应该做什么,或者能做到什么。乔布斯确实不搞什么市场调研,他就是说,我们人究竟需要什么。当他要生产一个iPhone手机的时候,他最简单的要求就是说,绝对不能用手写,用手写是很麻烦的事儿。人最需要的是简单、方便,拿着一个手就可以打电话,一只手动一个指头就可以上网。那这是一种对人有非常透彻理解的人。微信在中国发展这么快,我觉得也是对人性作出理解。


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人们喜欢跟别人分享,喜欢跟人沟通,喜欢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交流,我们干一个什么事情拉一个群,这就是人性最基本的东西。所有成功的企业家创新,就是对人性透彻的理解。不光做技术的,对做思想的人、哲学家,思想家,都对人性有透彻的理解。创新要基于对人性的透彻理解,对人性理解的深度,正确程度、透彻程度,决定你成功与否。


中国人有足够的企业家精神 激励机制不能扭曲


原子智库:您认为企业家群体有没有分布上的特征?哪些土壤盛产企业家群体?


张维迎:这是两个问题。第一肯定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目前来讲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去总结他,而在事前你很难用一种硬指标测试他。另外就是说土壤问题。同样一个人,在某一种情况是企业家,另外一个情况下可能当一个牧师,一个宗教人士,或者另外一个当将军打仗去,另外一个当政治家,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应该说有一些人群企业家多一些,比如犹太人。有研究证明,喜欢移民的人,和不喜欢移民的人就不一样。企业家这种人,在好多移民群里面出现。移民的人,他本来就不安于现状。你看中国人,他移民到海外的这些人,他们受不了原来环境约束,不安于现状,他就出去了。这些人本身就显示出他有这样的素质。另外环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最聪明、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做什么好,依赖于社会提供激励机制。


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企业家精神受抑制?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是士农工商、贬低商人的文化,还有一部分是中国的政治开放。从隋唐开始,任何人只要你努力,考试过关,你就可以当官。当官在中国是位置最高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大量人就不会做生意,有点儿办法就去读书,考科举,然后去当官去了,这是一种激励机制。在计划经济当中,当然更不可能。计划经济的核心就是消灭企业家精神,所有决策都由政府官员去做。所以这个我就是说,激励机制,它是一个土壤。


除了一般激励机制,还有环境限制,比如犹太人。犹太人在任何地方不能拥有土地,他受到歧视,而商业本身是被人看不起的东西。而犹太人能干什么?犹太人只能做生意。这跟我们中国好多华人到海外类似。华人到东南亚,不可能进入政途,改善自己途径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说商业上成功。如果有更多财富,来取得和别人类似的地位。


回过头来看,我们看移民也是这样。一个移民,他到一个陌生地方,他没有根基,不可能靠传统势力,家族关系来取得象样的职位。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拼打,这个只有商界最适合这个事情。你只要创造出一种东西,生产出这些东西客户买单,你就可以有财富。还有一些相互的影响,一个人通过经商富有之后,就是榜样,每个人就会有不自觉的潜力试探。


我们经常说这个赚钱机被人赚了,你就赚不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市场其实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创造机会。企业家是给另外企业家创造机会的,而不是说只有一个机会,我拿了,你就没有,这个和政府很不一样。所以你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看,个人的素质和社会的环境,这个东西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的。


原子智库:您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性或者文化,适合诞生企业家吗?


张维迎:在我看来,从我们的基因的角度讲,从人性的角度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国人当中的企业家素质。像我刚才讲,东南亚最富有的是华人。历史上也好,或者现实来看,中国人都有足够的企业家精神。中国在历史上,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体制压抑了这个东西。像我刚才说的科举制度,就是一个非常扭曲的激励机制。


原子智库:能否谈谈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群体涌现?


张维迎:纪念改革三十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研究,中国企业家大体分为这几类。我说农民企业家这是第一代主导,第二代是官员下海的企业家,主要是1992年左右开始。第三代是互联网时代的工程师、海归,像马化腾、李彦宏,要不是学技术的,要不就是回归这一类人。当然接下来就是80后、90这一代。所谓84派、92派,就是按照当时象征性的年份来分,其实都与环境的变化有关。


像我刚才讲的,农民企业家最早出现。当时最有企业家素质的人,是继续当农民,还是当一个企业家经商,那当然选择经商。但是政府官员就不一样,因为他们养尊处优,社会地位也高。但是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加上私有产权的保护,市场开放,机会就多了。所以好多人说我与其在这儿从科长混一个处长,混一个局长,我还不如去下海。


企业家推动观念现代化


原子智库:张老师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过程,关于民营企业家“原罪”的说法?


张维迎:我一般不认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说的原罪。中国的改革,很显然的一个矛盾是合理性和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那你说一开始搞小商品的人,为什么被抓起来。因为那时候1982年,温州有八大王,钮扣大王、项链大王七个抓起来又跑了。他们犯了什么罪?唯一的就是弄了一些东西,大家喜欢买,他们赚钱了。按照当时的规定的话,那他不合法的。最有名的是傻子瓜子,按照当时法律,我们的《宪法》,社会主义不能有剥削,你雇人就是剥削。你雇了几百个,该不该抓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原罪问题,我们要认识到合法的和合理有不一样的时候。真正有责任心的人,最高尚的圣人,都是做合理不合法的事儿。正常人一般做合法的事情,我们恰恰要特别感谢这个过程当中,冒那么大险的人,冒着违法的风险,为这个国家改革闯出一条路的人。


原子智库:张老师认为,企业家除了在创造财富这个领域,对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带来什么?


张维迎:企业家精神的兴起,是伴随现代文明,现代化的过程。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是什么?是观念的革命,是科学的革命,是人类认知的革命。现在也一样,有了企业家之后,就有创新,更多是改变人的行为方式,还有如何评价这个社会。


一个社会人们最崇尚的是什么精神?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崇尚的是什么?我叫做强盗逻辑。欧洲大陆也好,英国也好,广场上塑的雕像是什么人?杀人的人。你看到很多将军,他杀的人越多,越是英雄。企业家跟这些人不一样,他一定是要创造财富,给社会创造价值的人。不否认有一些企业家,在这过程当中,也可能有掠夺,但那不是企业家的职能。


一个社会,当企业家精神能充分发挥的时候,也就是人们能自由创作的时候,人们能通过帮助相互合作的时候,而不是通过相互掠夺,通过分蛋糕来维持生活的时候。这是一个多大的变化!企业家精神代表的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观念变革。回过头说,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多年前,我把企业家和观念现代化连在一块。


本文首发于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原标题:《张维迎:企业家带来财富数量增加,还推动观念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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