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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严重低估的一部抗战题材电影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腾讯《大家》 责编:杨帆
被严重低估的一部抗战题材电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鲁舒天。


由管虎执导、黄渤主演的小成本国产片《斗牛》(2009)是部为人忽略的遗珠之作,在影片穿插闪回式的剪辑之下,观者不难察觉《活着》和《鬼子来了》这类电影的影子。但《斗牛》显然未在“悲悯”和“嘲讽”的前人印象中打转,它除了无条件地忠于“历史现场”,还别开生面地讨论了在战争这种极端情形下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斗牛》的电影海报



《斗牛》成本虽小,但野心却颇大。撇开上述“意义”不谈,这部电影首先吸引我的是它以小见大、以虚带实的格局,管虎细腻且精准地还原了战乱年代中国乡村的真实风貌,并在此基础之上推演出那些被“脸谱化”、“标签化”的历史角色同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普通百姓的交会模式。


如此色彩鲜明的佳作,自上映后被大众提及的频率甚至低于那些恶俗不堪的“抗日神剧”,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在我看来,《斗牛》的价值之所以被低估,原因是人们更习惯于接收恢宏之中那类运笔明确的雕琢,却往往无法领略艺术家们在不动声色中露出的冰山一角。


你拍千军万马和意大利炮,那在人们眼中你就是在正襟危坐地谈历史,哪怕你最终呈现的效果不怎么严肃。反之,你像《斗牛》这样,全片主角是一个人和一头牛,没有像样的场面戏烘托,哪怕你所有看似荒诞的叙事背后都有严谨的逻辑与实例做支撑,哪怕你所有大开大合的片段中都包含了丰富的考据与量测,你终究会被人们视作小打小闹。


一言蔽之,时代的大多数人离“历史现场”太远,所以只能看见大开大合,看不到遍地的细节和隐喻。



故事的坐标是山东临沂沂南马牧池村,离鲁南重镇临沂县城的历史叙事有些距离。


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徐州会战,西北军庞炳勋的40军与张自忠的59军这两支杂牌部队曾在临沂保卫战中迟滞由板垣征四郎任师团长的日军精锐第5师团达三个月之久。若没有庞张两军的固守,以及川军王铭章部在滕县的殉难,也就没有日后彪炳史册的“台儿庄大捷”。


电影中的临沂早已沦陷,那意味着日本军队不出现则已,一出现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具压制性的力量。


影片剧照


在《斗牛》的日军身上,你除了能看到负责搜索的先头部队交替行进时的训练有素,看到连同率队大尉在内的官兵脸上因作战留下的淤青,看到他们在夜间因听见异响而做出的熄灭照明信号的机警,还能看到另外一样东西。


那是凶悍激烈的海洋文明熏染出的好斗品性。黑格尔说:“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最机警的权谋。”在与同居东亚的中国人的比较之下,日本人的这一特性无疑更加明显——在日本农民身上,永远隐蔽着一种军人式的凶猛表情;而在中国士兵的脸上,则永远隐蔽着一种农民式的温顺厚道。


这是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在他那本于1911年出版的《变化中的中国人》里的观点,这位来自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敏锐地发觉,在崇尚“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里,即便是士兵也不具备攻击性,中国军队是世界上少有的纯粹用于防御的国家军队,这俨然是一种亘古未变的传统。如罗斯所言:“中国人公认,什么都比战斗要好……他们这种害怕惹麻烦的心理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是理智的。”


《变化中的中国人》-[美]E.A.罗斯 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


遵守理性成熟的社会契约,中国人的品格无疑是温驯的农业文明所赋予的,但前述契约只在认同它的群体中生效。而当中国人拿起枪,试图披上鳞甲,重新长出牙齿与利爪之际,野性恢复的速度总是比预想中更迟缓。在《斗牛》里走马灯一般出现的中国军人身上,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迟缓,那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与武装到牙齿的海盗后辈在对抗时的不适应。


“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抗日名将佟麟阁的遗言,于后世而言,大悲情自然掩过大豪情,我想起了作家祝勇的那个形容——“中国人的死,是殉难;日本人的死,是报应”。


某种意义上讲,在那场抗争中,侵略者是职业的,捍卫者是半职业的,而死难者则是根本不职业的,战争本应与他们无关。



以往的国产剧去描述侵略者铁蹄下的乡村的时候,我们经常能看到中国百姓跟言语不通的敌国军士巧妙周旋的戏路,在一杆杆“三八大盖”和“南部十四式”面前,这样的设定不免有戏剧化的处理。但管虎拒绝在自己的作品中重复这类戏剧化,这使得《斗牛》的逻辑呈现了久违的必然——刀俎就是刀俎,鱼肉就是鱼肉。


电影的开场,马牧池村遭遇了灭顶之灾,一个进行扫荡的日军中队血洗了村子。黄渤饰演的牛二因在山上替奶牛挖藏身洞而逃过一劫,当他回到村子看到那些被焚烧过的尸体,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是惨案的唯一幸存者。《斗牛》的叙事建立在“死人堆”之上,后面出现的村民画面,不过是牛二睹物思人的回忆。


手无寸铁的乡民遭遇枪刺林立的军队,我对这一情节最难磨灭的印象出自作家方军《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一则侵华老兵回忆。叙述者正来自前文提到的第5师团,和《斗牛》里的日本兵涩谷一样,铃木是个刚刚赶赴中国战场的新兵。部队在山西作战时,包围了一个据说是八路军据点的村子,铃木回忆,那个村子穷得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得有20~30米。令他们愤怒的是,全村100多名村民拒绝合作并怒目而视,大尉山田下达了格杀令。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版


在铃木犹豫的当口,伍长(下士)拉出一个看上去仅两岁的孩子一劈两半,一位老者冲出人群抱起尸体哭喊,在伍长的指令下,铃木将刺刀捅进老者腹部。老者双手抓紧刺刀,朝人群竭力喊话,村民像炸了一样朝日本兵涌来,一个中国青年用柴刀砍下了铃木的左臂,使得他昏死过去。等铃木醒来时,他左臂剩余的部分已被军医锯掉,村民全部被杀死,村子陷在烈焰之中。铃木后来搞清楚,老者死前喊得是“瓶(拼)了吧”那句带有山西口音的方言成为铃木唯一听懂并且铭记终生的中文。铃木形容:“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在《斗牛》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族长形象,做了一辈子郎中的老祖与负责召唤群众的十三叔。当牛二返回村子的第一个晚上,他发现这两位长辈的头颅已经被日本人斩下,高高地挂在村里的旗杆上。



抵抗侵略的模式大抵分为两种,一种叫“御敌于国门之外”,此即守土有责者们的理想主义;另一种是“国破山河在”,这是摆在抗战军士与无辜百姓面前的现实境遇。敌人打进家门后,“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乃至“以水代兵”等等,便无奈沦为应对时局的仅存之计。部队打了败仗,敌人趁势掩杀,百姓成了枪下之鬼;打了胜仗,敌人杀百姓泄愤便成了家常便饭。


在2007年的主旋律电影《夜袭》中,面对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提出的炸掉日军阳明堡机场的合作请求,老戏骨张志坚饰演的当地士绅婉言相拒的理由便是——“不管打赢打不赢,打完之后你们是要走的,而我郭家村上千百姓,必定要惨遭战火涂炭。”


作家莫言写《红高粱家族》的灵感,亦与故乡高密的一场小型伏击战相关: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力量成功袭击了日军一个步兵中队(相当于连,约有180人),抵抗者的“脱手斩得小楼兰”毫无例外地为周边地区的无辜百姓引来杀身之祸,日本人回过神来想要报复,找不到游击队,那就只能把账算在平民头上。


《斗牛》也体现了这一情节。


影片剧照



“八路”的形象在《斗牛》里一共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八路临时驻扎在村内,随着日军推进而撤离。这支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直属教导队卫生连,全体官兵皆无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关于八路的番号与帽徽,历来是两个重点细节,它们不仅体现了影视剧创作者对创作的态度,也体现了其对历史的态度。


首先说番号。历史中的“第八路军”与“第18集团军”是一回事,前一种称谓一个月后便被后一种称谓正式取代,然而在八路内部,更习惯用刚接受改编时的叫法。再说帽徽,可能性大致两种:一来,只有全面抗战初期的八路领到了正规军的装备,而电影中的八路属于地方新扩充的力量(高虎饰演的战士说的正是山东话),顾不上身份标识;二来,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与八路军部分部队相继去掉帽徽,与前一种的“顾不得”相比,这种无佩戴凸显了“政治性”。


电影中第二次出现的八路,是一支地方游击队。当日本军曹(中士)准备杀掉牛二的时候,这些装备极差的散兵游勇以迅雷之势向留守日军发动偷袭。战斗场面冷静地交代了对阵双方与人数不成正比的作战能力,在日本兵居高临下的扫射和地雷面前,冲锋者的伤亡已经不小。镜头没有完整演绎战斗的全程,只是给观众留下一个与战斗场面同样凌厉的清理战场的画面,八路迅速抬走阵亡者的尸体,捡起地上的一柄军刀,然后消失在画面中,你甚至来不及看清他们的任何一张脸。


显而易见的是,第二次出现的八路并不是来领回组织留在村子里的那头奶牛的。


卫生连转移之前将荷兰奶牛托付给了村子,并留下了喂它的精料与字据。首长告诉十三叔,国际友人捐助的奶牛对伤员来说非常珍贵,部队十天半月就能打回来,在此之前,村民得帮组织把奶牛保管好。十三叔的考虑是,体型庞大的奶牛一看就不是本地产物,一旦被鬼子发现就是窝藏“八路牛”的铁证。而马牧池村的办法是,让村里的光棍、大字不识一个的牛二接下了这桩差事。


影片剧照


电影中有一处桥段,讲两个游击队员贪上了一挺日本兵的“歪把子”机枪,结果两个人还没摸进院子门就被日本兵埋在院子正门的地雷炸成了碎末。那通地雷提醒了自幼看着《地道战》与《地雷战》长大的中国观众,打仗是技术活儿里最需要技术的一种,在职业军人设下的陷阱里,军事素养不高的游击队或是没摸过枪的平民百姓只有死路一条。


况且,又不是只有中国人会埋雷。前段时间看一位93岁的远征军老兵贺光辉的回忆,讲到部队在缅甸的行军途中,他有8位年轻战友因踩中日军埋下的地雷而被炸得只剩下残肢断臂。



《斗牛》里除了出现了八路军,也出现了其它的中国部队,不过不是一前一后,而是一明一暗。


明的那次是牛二、奶牛和受伤的日本兵涩谷到山上之后,遇到了一位陕西口音的少校。少校的一只胳膊已经负伤,他看到涩谷后怒不可遏,扬言他的兵都被日本人打死了,所以他要杀了涩谷为弟兄们报仇。


暗的那次则是牛二在上山之前,他意外地目睹了一场遭遇战的遗迹。“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穿蓝色棉服的尸体明显多过穿黄色军装的日军尸体,这些或许就是少校那些曝尸荒野的弟兄。镜头处理得异常冷静,如此默默战死,与老百姓毫无牵扯,似乎更是军人担当。


但有担当的未必获得理解,就拿牛二来说,他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存在极大局限,即便地上出现了一面被打烂的中国军旗,即便少校的领章已经显示出了军衔,即便后者的胳膊是在作战中负伤,但当少校准备与涩谷对射时,牛二选择拉扯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赶紧移开日本兵的枪。


对牛二来说,是听卫生连的首长,还是听这位无名少校?这个问题无法解释。如果非要解释,牛二阻止少校杀掉涩谷,是因为他发现涩谷能给奶牛治伤,全村的人因为保护这头牛都死光了,所以他得继续把牛替组织保护好。


最终,国军少校与日兵涩谷,这两位有枪的人在对射中同归于尽,幸免于难的牛二把他们的尸体埋在了一起。



剧情安排牛二去保护奶牛,却没有大开脑洞地把他塑造成三头六臂的英雄形象,一个目不识丁的老乡没理由蜕变成九条命的超人,这才是写实。不仅如此,牛二简直是武器绝缘体——玩不转猎户的火枪;拉弓射箭时弓弦断裂;摸到三八大盖之后,跳弹反而伤了自己。(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对日军三八式步枪性能的刻画也很考究:该枪穿透性强而杀伤力有限,忻口会战时第21师师长李仙洲被狙击手击中,子弹透胸穿出,他却在看到鲜血的几分钟后才意识到自己受伤。)


影片中的牛二


日寇走了还有流民、土匪,一言蔽之,牛二只能上山去躲。


《斗牛》的最后,决定同奶牛在山上过活的牛二终于等来了组织,不过不是八路军,而是解放军。


解放军一出场就显示出军人的职业性:侦察兵侦查到前方埋有地雷,长官立刻通知部属向团部请示工兵。这处细节中的“专业的人干专业事儿”,亦与前述片段中的诸多不专业形成鲜明比对。


一支行军中的作战部队路过山脚,牛二向一位大胡子军官交出了当初的字条和那头牛,军官情急之下作出决定,将牛送给了牛二,并依照牛二请求给他写了一副简易的碑字。全村人及牛二拼尽性命保护的物件,最终又处理给了保管者,这一个圈绕下来,就把牛二最关心的“绝后问题”给绕进去了。


字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鲁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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