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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东京一年》出版,开始真正人生的青年蒋方舟

[来源:中访网][作者:记者][责编:杨帆]

在中国,这类女子被称作才女,也被称作飒蜜,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餐桌上一盘菜。”

作家出新书各有不同的意义。文坛新丁的每次出版都是考验,战战兢兢中接受每一个声音的评判。然而,对另外很多作家来说,写作只是从已经完满的器皿中拿出展现于人的残羹冷炙,可以不费力气的拿来招待客人,收获预期之内的赞誉和市场。这是创作历程已经成熟甚至衰颓的写作者的常态。他们消耗着创造之时的积蓄,渡过灵思枯竭的严冬,最后消逝在人们的视野中。两类作家构成写作生态完整的链条,像是自然的生老病死新陈代谢。

蒋方舟无法自然地安置进这个所有人都安之若素的谱系:未届而立之年,却已“纵横文坛二十载,” 出版了十几本著作。无论从哪个标准判断,她都是写作这场超级马拉松中的熟练选手。作为活在注视中的写作者,蒋方舟承受了太多写作之外的目光和重量。一位作家,自然而然,只因其作品而获得社会承认的身份。然而自9岁出道开始,蒋方舟最出名且持续出名的作品就是她本人。不论是赢得“少年作家”声名的《打开天窗》还是集合了纯文学创作和杂文的《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都比不上她的行状所引起的轰动和议论。从所谓童年出格言论,清华降60分录取,再到新周刊杂志最年轻副主编的名号,蒋方舟的“作家”身份似乎更多成为她身为社会名人的点缀。她是文化节目和活动完美的嘉宾和主持人,恰如法国旧制度下雍容得体的沙龙女主人。她们以其才华和气度增添缓和了男性阳刚话语的火药味,自己却并不以出名的作品传世。

在中国,这类女子被称作才女,也被称作飒蜜,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餐桌上一盘菜。”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早年“打拼”的蒋方舟确实已经给自己挣得了才女的资格。可以用“文化名人”的噱头收割变现。对于所谓文化名人来说,著作等身的意思无非是说自己花环上的装饰和孔雀尾巴上的羽毛格外漂亮罢了。以叛逆出名的蒋方舟,近年来作风颇为中规中矩和主旋律,巧妙利用主流话语的缝隙展现自己的才情。他人的注视也是他人的期待,而蒋方舟过早成熟的身心很擅长扮演他人期待的实现者。当社会需要出位的年轻人时,她就是《邪童正史》;当人们开始感慨直播败坏了文化风气的时候,她就是《圆桌π》里的话题制造者。所谓“十几部作品”成就的是她本人半红不紫的存在,而不是文学本身——社会的罗网造就了温柔的陷阱,她是成熟的才女,却仍然是青涩的作家,可是似乎所有人对于后者都不怎么在意。

也许除了她本人。

作家的道路来自他者的期许与谋生的必要。对于这条道路,她自己是否从未有疑惑?在名声和利益之外,写作是否对她而言有着内在价值? 这些问题淹没在喧嚣中,只有拉开距离才能得到恰当的拷问。不仅要离开制造声光的剧场,也要离开剧场下按部就班的她自己。在彷徨之海的尽头,只有回答是唯一的声纳。

蒋方舟在日的一年,不是单纯的去国怀乡,还是拨乱反正,是把颠倒的乾坤再扳回来。分裂之家无法持久相存,矛盾的螺线也不能无限期妥协。发现自我就是创造自我。蒋方舟的《东京一年》既是作品,又创作日记,讲述一个不再年轻的少女天才和没有作品的青年作家如何面对、打磨平生第一个也是最出名的作品:她自己。

“自我”是这本书当之无愧的主角。以东京都为基地,踏遍苇原中国,蒋方舟说“这一年也拯救了自己”。东京的她是参与文化交流的异乡人,可以说是一文不名。走在大街上只会单纯因为可爱被搭讪,镁光灯和注目也离她远去。日本以其特有的清冷提供了绝好的(非)舞台,不会因为一位来客而纡尊降贵。她要从自己中拯救自己,为此不加改变是不行的。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暂居国外可以迅速改变一个人的性情,遑论本质。对蒋方舟来说,日本不是刺激和激励的来源,而只是提供机会,深入内心,挖掘自己曾被埋葬的选择和可能性。就像一株植物从逼仄的花瓶移栽到了广袤的平原。这株植物早就是精致的盆景,作为盆栽是微笑的园丁们对她的全部期望。但她从不知道自己是否想成为橡树、是否能成为橡树。好的土地不能让黍子变成麦子,但可以让麦子茁壮成长。

然而这却不是一部“自我之书,” 大写的“我”并没有无处不在,充斥字里行间。书中的蒋方舟冷静、克制,近乎不带感情色彩。“蒋方舟”只是一个视角的代号,一个并非不独特的透镜。在这双眼睛中,日本的日常和非日常,从神保町的旧书店到金泽的铃木大拙馆,都客观也刁钻的展现在读者眼前。甚至作家本人也只是这幅风情画卷的出场人物之一。她在知乎上回答“为何蒋方舟小说写得不好”的问题时回答道,自己“正在尝试成为作品中隐匿的上帝”。《东京一年》中出场的蒋方舟,和作为叙事者的蒋方舟分属两者。即便是写到在座的日本朋友略带性暗示的赞美年轻肉体 令自己“惊慌不安”时,叙事的蒋方舟也是冷静而平和的——在东京游荡,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任务的自己,是忙碌精致世界的过客和一部分,不再是聚光灯和宇宙的中心。

书中所述不仅是身为“我”的作者,同时亦是身处特定时间地点,有耳可听、有眼可看、有嘴可说,和身边环境互动的“一个人”。 描述自己就是在描述日本的一切。在观察-创作中,她重新强调或者发现了作家这个身份独特的重要性。作家是写者,但首先是看者。作家之“看”有着艺术和思维所要求的纪律性。《东京一年》因此属于松尾芭蕉《奥州细道》和阿城《威尼斯游记》所属的传统。她写濑户内海那两天的日记不仅以优美的笔法记叙了所见所闻,也更延伸到安藤忠雄的建筑美学与杉本博司的设计哲学;那些写脱衣舞的段落在冷峻、淡漠,精确的同时,也没忘记加上日本性风俗的小历史。即便不看作者是谁,《东京一年》也是一本优雅又有趣的小书。一位作者的作品不因本人的名声而值得彰显,就是对作者本人最大的赞誉。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本书也许更像是作为真正的“写作新人”的蒋方舟展现其作家一面的里程碑。

此外,当代的技术手段让距离变得暧昧,即便物理上离开祖国,丰富的交流手段也从未把人从生活的种种纠葛中剥离。去国一年不代表真的“远离”了中国这片土地。《东京一年》,既是看东京、看在东京的自己,更是在东京看中国的人和事。这种观看-创作仍然保持着关注又疏离的客观情绪。在写到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江绪林的自杀时,蒋方舟展现出难见的关切和同理心。但这种关切和同理心仍然 保持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样式,不是对所谓生命消逝的滥情和万能的悼词。对她来说,江绪林的去世不单单是一个人的死去,而是特定时间一位有典型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消逝;同样的评价也可以应用在她震惊于另一位朋友的未遂自杀的文字上。如果这些文字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那并不是因着纯个人的感怀与抒情,而是她试图把握的,是贯穿在时代中弥漫于个体文化人之间的精神与感伤。这种把握究其本质而言,仍然是文学的,因而有着严肃的性质。因为严肃是一位诚实地作家所能培养的最深沉的感情。

所以在我看来,《东京一年》最严肃也最彰显本质的部分,就是长篇的文学评述(库切的《耻》和远藤周作《沉默》)。一个人的心迹和抉择最终体现在她行动的后果而非姿态上。我们虽然有以努力出名的作家和以作品出名的作家,但以作品出名的作家写作并非不努力——怎么可能真的有信笔游缰就妙手偶得的“天然态”作家呢?蒋方舟在《东京一年》中没有选择以宣誓和赌咒来表演自己的蜕变和方向,而是以更好更深的文字做出回答。

说到回答,《东京一年》与其说给出了蒋方舟(和一部分读者)想要的答案本身,不如说给出了答案所在的方向和道路。她不是通过离开而突然参透真理,而是在迷雾漫漫的树林中看到隐隐约约的光线。这一道光线不会因为她的归来而再次被遮蔽。今年(2017年)5月,蒋方舟在腾讯的星空演讲做了有关“才女”的讲座,虽然举的是李清照的例子,但未尝没有以这位大词人自况。如果才女的优待不足以体现智慧的尊严,为成就人性的写作而不断奋斗就成了责任。离开北京的是才女蒋小姐;回到北京的,是刚开始真正人生的青年作家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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