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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新时代开放的突破口在何处

来源:新浪财经 作者:原创 责编:杨帆

文/专栏作家 王军

 

收入分配改革是改革领域的一个短板,需要尽快补齐。收入分配涉及公平、正义,涉及人心向背。真正撕裂一个社会的,不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社会财富的多寡,而是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

新时代开放的突破口在何处新时代开放的突破口在何处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世人非常关注,改革未来将走向何方?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和指出,“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要在改革开放上有新作为”。习主席最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更是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那么,新时代下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究竟应该选取什么样的领域和重点,作为“第二次革命”的突破口呢?笔者有以下五点思考:

 

第一,打破区域封锁和行政干预,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重要改革任务,也是党的十九大所确定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经验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既得益于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又得益于充分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这五年,既有很多领域的发展体现了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如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和共享单车等“新四大发明”,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比较优势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

 

比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还经常受到干扰或者破坏,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市场壁垒还时有存在,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还不高。今年元旦黑龙江亚布力毛振华事件,雪乡旅游坑人事件,整个东北经济的困难,恐怕多少都与此相关。

 

今后,在各地方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各地方利益以及不同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也并不一致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到既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又能更好地发挥中央统一协调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重视、完善。这里面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及其改革,仍有很多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刘昆具有长期地方财政部门的工作经验,未来这方面的改革非常令人期待。

 

第二,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业农村部的设立为契机,加快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制度架构中最底层的制度,它恐怕比我们常讲的三农问题和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影响更为深远、它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更为基础,是一个可以左右和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基本制度。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王朝的兴盛和衰落,无不与土地制度的成败密切相关。在当下的中国,亦是最具争议性和探索性的领域。如何响应生产力的需求,再次把土地从农民手里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从根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

 

如何适应城镇化和逆城镇化的需求和现实,在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前提下,既鼓励农村土地确权和适度流转,又要防止由此可能引发的土地兼并?如何制定土地流转、变现、增值及贷款等重大政策,以打破对于土地要素的各种束缚、活跃土地市场?这些长期以来无法破解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死结,值得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有必要在雄安新区——这一未来中国发展的样本、标杆和试验田——进行积极探索,在回应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发出雄安声音,给出雄安方案,走出雄安之路。

 

第三,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推动金融体制改革,重塑金融、经济、房地产之间的正常秩序。2013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乱象频生,金融机构表外业务泛滥、同业业务异化,民营资本无序进入金融领域、打造金融控股公司,还有一些地区非法集资乱象又有所抬头等问题。同时,金融风险事件频发,出现了多次大的动荡,股灾以及汇市和债市的巨大波动。这些问题都凸显了当前我国金融领域还有很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监管严重缺失、跨领域跨市场监管协调不到位,凸显防控化解金融风险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紧迫性。

 

正因如此,党中央也提出要用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未来应着眼于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探索多元化、可持续的社会资本投融资体制;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要“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主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深化金融改革方面,为强基础需健全市场运行基准,为去杠杆需建立长期资本补充机制,为补短板需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为严监管需加强金融监管协调。

 

第四,收入分配改革是改革领域的一个短板,需要尽快补齐。收入分配涉及公平、正义,涉及人心向背。真正撕裂一个社会的,不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社会财富的多寡,而是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显然分配比生产更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核心压力和长期隐患是来自社会财富分配的压力。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领域,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失衡,有违社会公平原则。过去因为高增长掩盖了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和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

 

但是,在新时代下不能再视而不见了。否则,即使是脱离贫困和走向小康的民众,也会削弱改革的民意基础,挑战改革的合法性。因此,下一步的改革,需要建立不断缩小贫富差别的机制和动态平衡,既要彻底清除任何“劫贫济富”的制度基础,也要防止“劫富济贫”社会情绪的失控。

 

既要将分配重心向企业、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倾斜,让企业获得“收入分配红利”,将经济整体蛋糕做大;也要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防止出现不利于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扩大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情况,平衡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

 

第五,重视推动全面开放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开放。尽管我们在开放之初是将其范围局限在经济领域,但是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全球,迈上国际舞台的中心,目前已经不存在单纯和可控的经济开放。伴随经济开放,必然导致对科学、技术、文化、社会的全方位开放。中国留学生数量近年来爆炸式增长,90后、00后从小即受到全球化、多元化的深刻影响,这既是开放的结果,也势必会倒闭未来中国社会全方位的进一步开放。

 

禁锢和封闭等传统的管控和治理方式已经对这一代人已经基本上不起作用,这一代人率真而随性,可以毫无顾忌、不加掩饰、直抒胸臆地蔑视、鄙夷一切他们所认为的虚伪。因此,必须正视这种变化,正视随着科技,文化,社会交流的增多和加深所给我们带来的全面开放的压力和负面影响。未来我们的开放,除了一般制度和技术层面的开放以外,更应该注重心态上和思想上的开放和包容,这是“四个自信”的重要表现,也是五大发展理念所要求的。

 

(本文作者介绍: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研究局处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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