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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自述:欲望是特别好的东西,我怕它没有了

来源:GQ报道 作者:GQ报道 责编:杨帆


四十岁的李志想把自己的一切换回二十岁。作为成功的音乐人,他拥有金钱、拥有名声、拥有崇拜,但这些在他眼里都比不上二十年前的少年心气。那时他穷困潦倒,但感觉自己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只有到了四十岁,才会觉得曾经那种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其实是多么美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口述:李志,采访、撰文:洪蔚琳

等你知道想做什么的时候,身体跟不上了

每一次看到年轻人,他们看我都是那种羡慕的眼神,我还不能说什么。有个朋友比我小十二岁,我就跟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用现在所有的一切跟你换个年纪。

为什么愿意把所有一切换到二十岁,就是只要你体力充沛,任何都不是问题。二十岁你就算再痛苦,怎样都可以缓过来。去年我三个月减肥三十斤,不是怕死,而是身体健康才能做事情。年轻的时候有一堆体能,但是不知道做什么,瞎做。可是等你知道想做什么的时候,身体跟不上了。

2014年我开了公司,进入一个新的创业阶段,这在逻辑上跟年纪没关系。我出道太晚,二十六岁才做第一张专辑。如果像很多人二十岁开始做,可以提前六年,那么二十八岁正是创业的蓬勃期。年轻就能扛得住,你有体能,可以去耗。但我本身就晚,现在感觉好几个东西同时来了,中年危机来了,事业的高峰期也来了,种种放在一起。

过去十多年,我在做个体户。实际上没有一个个体户是轻松的,不管他是唱歌的、做啤酒的,还是做开关的。工作没有固定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醒着就是工作状态。按我的要求,没有一个邮件可以过夜。因为当你做到八十的时候,团队才能做到六十,那么你必须做到一百二,他们才能做到九十。

所有工作里,演出的好坏很重要,直接影响到我的收入,我的收入影响团队的收入。我经常跟他们聊,我一年、两年不演,没问题,照样有饭吃,只要稍微少装一点大方就行了。但他们不行。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你多一场演出就多拿一份钱,但这样就会很累。一年六十场演出,一百场排练,光音乐上就花了二百八十天,剩下八十天还要处理那么多杂事、开会出差。所以我在南京,一年内应酬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一般宁可自己坐着发呆。实在需要出去谈事情,就避开饭点,约在下午两点到四点,谈完就走,不想浪费更多时间,不想说话。以前我不理解,那些艺人要什么五星酒店,要什么头等舱,要什么司机,现在觉得这些真的很重要,人确实需要休息。

有时候怀念年轻,除了体能,怀念的也是混乱本身,那时有各种可能性。四十岁的可怕,就是你一眼看过去,没什么可能性,或者可能性越来越少。只有到了四十岁,才会觉得曾经那种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其实是多么美妙啊。

那时候买张车票,打电话约几个人,到哪里去玩。我们从北京出发、从南京出发,最后聚集到一个地方,疯玩几天,也不知道玩的什么东西,但每个人都极其热情、亢奋。哪怕去吃碗面条,好像都要把青春期所有的荷尔蒙发泄出来。

当时我有个同学在苏州大学,大家去找他玩,荷尔蒙亢奋到半夜实在没事做。宿舍楼关门了,我们从二层跳下来,就为了去试一下,旁边那条河蹚过去会不会没顶。最后发现没没顶,又敲宿舍大爷的门,让他再放我们进去。那感觉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那帮人,那种亢奋感。





我还记得在罗庄上大学的时候,那边是郊区,周末没有任何娱乐。所以我们会在周五、周六的时候跑到热河路。热河有家电影院,放通宵电影,有时也转播球赛,过了十二点开始放录像。我们去热河路是为了看录像,去多了之后,就有感情了。因为通常南京人不会去热河路,到现在也没有人去热河路。

电影院离我们学校比较近,过了大桥就是,一晚上才五块钱。有时候去得早了,就在周围转。我写《热河》那首歌,是过了好多好多年,有次开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到那边,开到渡江纪念碑,我停下来了。电影院拆掉了,一下子二十年前的那些东西全出来了,就仿佛看到那时候嘻嘻哈哈、年少气盛,熬一个夜,啥事没有,回学校照样打篮球。现在,人模狗样地开了一个车,看起来也有点中年男人,挺颓的。

回去我就想写一首歌,花了很长时间写不出来。我想表达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看了一夜录像,又饥饿,一点点寒冷,站在那个路口,回学校的公交车还有一段时间才会开出早班车,不知道干什么,很难受的状态。然后如果可以,有一个四十岁男人跟这个二十岁小伙子说,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这首歌一开始我想做成对话的,旁白是二十岁小伙子的自言自语,唱的部分是四十岁男人对他的一些谆谆教诲。本来应该这么设计,但听起来不是这个结果。写不出来,所以就写成四不像。

现在我在台上唱歌,经常会想起写歌时的情景。如果是我投入的演出,不会想什么结构、歌词、语调、气息,脑子里都是那首歌写的时候,那些场景、那些人、那些故事,所以有时才会情绪失控。

四十的丧是什么,一种总结方式是,如何克制你的欲望。以前不用克制,因为你知道实现不了。现在你完全可以活成你想要的,不管是能力还是经济上。一年五到十场演出,不要照顾别人,世界各地去玩。你可以做到,但你不能这么做,还要去克制自己的欲望。但我又觉得欲望是特别好的东西,我怕它没有了。

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确实欲望越来越少,你有兴趣的东西越来越小。然后我就会想,我就这么克制,忍着忍着,等到有一天,它彻底没有了,没有欲望就只是活着。身边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子了,我能看懂,他们不想上班,但是不能不上班。上班也没什么劲,也追求不了什么东西,工作上得不到任何乐趣。钱也不能带来乐趣,因为该买的都买了。

有时想想,我比起很多人还是要好得多,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尊重、欣赏,还有热情,想想你会很骄傲。但又想想,我不要这些东西呀,要这些干吗呢,有球意思。

从前我坚持很多事情,现在大部分事情不会像以前那样去生气,或者跟它抗争。你这么做,我依然不赞同,但我也不会跟你吵,跟你闹,跟你讲道理,OK我理解。我的很多价值观都是这样,比如二十岁的时候,我们排练,你迟到了我会特别生气,会发火给你脸色看。到了四十岁,你排练迟到,我也认为这不对,但我也没必要生气。没事,我们开始吧,就行了。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对。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他什么原则都无所谓,都不care。其实我觉得挺幸运的是,我并没有丢掉那些原则,我不认为那些是对的。

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比以前摇滚多了。以前那个不叫摇滚,那就是荷尔蒙冲动。我现在理解摇滚,就是可为和不可为。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够把自己搞清楚了,就挺摇滚的。

我们这个行业,最后都是变成了商品

大概2008年的时候我刚红,产生了很强的社交恐惧症,很分裂。过去一帮看不上你的人,全都跑来恭维你。突然觉得,乱七八糟的,就觉得谁都不行,谁都有目的,有点神经质。当时我在成都一家公司上班,还之前做专辑欠的钱,每天早上跟同事一起上班,下班回房间,周末最多去小地方看个演出,也不和人交往。房间里没有网络,也没智能手机,晚上就在屋子里看书、弹吉他。在成都两年,写出了三张专辑的曲(2009、2010、2011年)。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真的好幸福,没有人打扰我。

那时我的分裂在于什么呢,一方面他们的变化让我很难受;另一方面,我又硬不下脸面来不理他们。人家给我打电话,发短信,不好意思不接不回,索性换手机号,被找到了再换,一年换了四五次。





那段时间总有记者采访我,他们关心我到底怎么把自己搞红的。在他们看来,你做事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在他们看来,每个人都想红,这没什么好讨论的。所以他们的问题才是,为什么你想的每一招都能红。我跟他们说,我没有想过要怎么去红,他们觉得我在装逼,那他们就觉得吧。但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你不理解是你的事情。

当初做音乐,我理想中的状态就是把音乐做得很好,能卖出钱就够了。做公众人物对我来说反而很累。那天有朋友到南京找我玩,陪了他一天,我们随便去一个地方,走走走,后面跟了几十个人,黑压压的。直到现在,我都不适应在街上被人认出来,但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以前被认出来会特别生气,觉得我的生活被打搅了。我就是想逛个街,去个菜场,公园里面走两步,所有人都盯着我,好像我没穿衣服一样。

二十岁的时候,我没想过这些问题,三十岁火了才意识到,我不适合做公众人物,但来不及调整这个状态了。从前有很多幻想,比如有那种乐队啊,正儿八经在企业上班,晚上西装一脱,演出就戴一个面具,相互之间都不认识。或者本来可以,我这样想呢,跟王家卫一样啊,你起一个艺名,比如说你叫李家卫,然后所有的演出、公开场合都戴个墨镜,除非特别私密的朋友才会把墨镜拿开。这样走在路上没人认识你,多好呀。在公共场合戴个墨镜、戴个帽子,很酷呀,大家也查不到你的资料。

但到了三十岁,会发现那种说“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这是不存在的。悲伤是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最后都是变成了商品。

因为这一点,十年前我想过放弃,不做音乐了,去开咖啡馆。当时刚好有个朋友在开咖啡馆,我向他征求意见,他就劝了我一点,把我劝通了。他说你已经三十岁了,在这个危险的,人生奋斗的关键时期,决定未来走向的人生结点上,干嘛要放弃一个自己擅长的东西,去尝试一个不擅长的。他认为我擅长音乐,不擅长去开咖啡馆,做个商人。

我本身是社交能力很差的人,这些年为了工作,不得已调整了很多。四五年前,开始能和陌生人说话了。大概是觉得,没必要那么较劲。可能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说,就是不断受锤的过程,慢慢越来越随和。但我觉得这种随和,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假的,自己跟自己说接受它吧,没关系的,但实际上还是反感这些东西,假随和。

比如有时候,遇到几个人一起聊天喝酒,不算愉快,也不算不愉快。最后人家说,来,加个微信吧。换成以前,我常常会加,回去想想又删了。过两天别人问,你怎么把我删了。我又得,哦,对不起,不好意思,还解释一下。就这种自己纠结的状态。现在我基本上可以做到,我不想加就不加,但也只是比以前好多了。总的来说,我还是既想让自己活得清静一点,又不想无意地让一些人受所谓的伤害。

其实要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反映一个问题是,你需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再扯上关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再去多认识人,给自己添麻烦。现在我不想再认识更多人了,因为我的朋友已经够用了,够多了,够好了。这个够用不是理性上的考虑,是我跟他们在一起已经很开心了,我不需要新的朋友让我更开心。我认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点,开心。不管这个开心是精神的开心,还是共同喜欢吃一个餐馆的开心。所以我没有跟认识的人绝交过,因为既然是朋友,肯定有开心的点。

年轻时候,我怀疑最多的,就是人和人之间到底应该怎么相处。曾经也希望过互相理解,慢慢就觉得那并不可能,在一起开开心心就行了,没必要到那种深度和高度。为了不显得真实太冷酷,故意套一些假的,何必呢。你慢慢就看到,人和人关系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之后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还是有变化。以前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游戏,是相互取悦,相互得到。后来觉得相互取悦当然没错,但那不是目的,只是表现形式。如果你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而去从他身上索取,这不对啊。但是你在跟他交往的过程里,自然得到开心了,这本身也是索取,但和前一种有区别。

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的时候最开心。一方面现在很少有机会一个人,另一方面是,其他事能带来的开心都在下降。看到一本特别好看的书,吃到一个特别好吃的菜,这种开心都在消退,所以它就凸显了独处的开心在上涨。跟人待在一起,照顾别人,克制自己。每个人都这样,内心都有些自我的东西,但你要克制,因为你是个人。关键是,你会觉得克制是对的。

如果一个人不考虑自己活着的价值,真的很没有意思

三十岁前有好多年,我天天在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抽烟、看书、弹琴、听音乐。从大学退学后,不知道能做什么,音乐也没做成什么样。那时经常很颓,就看一部电影《亡命天涯》给自己打鸡血。故事讲一个医生,老婆被人杀了,是设计好的,嫁祸给他。他被判了刑,在运往监狱的过程中跑出来了。他一边逃亡,一边破案,最后查出了凶手。越狱的故事很老套,但年轻时候我觉得,他那么艰苦的情况下都没有放弃,完全靠智慧从绝境里跳出来。





当时的我也处在一个绝境里,觉得自己是整个世界上最惨的一批人了,怎么样才能跳出来呢?并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是不能让自己活得那么痛苦。物质的痛苦、精神的痛苦、极其自卑。长得又丑,又没钱,又没有知识,弹琴又没别人好,所有的自卑累积到一起之后,你就觉得,我他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不是说要荣华富贵,不是说要出人头地,让万众敬仰,只是想告别那个状态。我不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个寄生虫,没有做任何贡献,一直在消耗消耗,没饭吃也在消耗氧气。我觉得可能一般人不太明白。

我那时二十多岁,应该是最自负、最骄傲的时候,应该觉得没有什么是自己完不成的。但是在那个阶段,我都觉得自己完成不了,那就肯定是没法完成了。我想做出好的音乐,但一直以来,都是写词很痛苦。以前憋出来,自己觉得没那么差,后来很快就觉得自己好差啊。其实每次录唱的时候,我是瞎唱的。就是一遍一遍的,随便唱词,然后拼一拼,哎,好像还顺的,再重来一遍。绝大部分都是即兴的。这也导致为什么,我应该是所有艺人中,演出最会乱唱的。因为本身就是乱唱出来的,很多词我自己也记不住,唱得多了才慢慢记住了。但尽管记不住,我也不希望有提词器,除非是特别需要严谨的歌,像管弦乐的合作。

所以为什么经常在说,我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没有艺术才能、音乐才能。不管你们怎么想,我没有半点的谦虚或者装。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去那么努力地工作,我一直把音乐和做音乐分开,因为我知道我音乐才能不够。假如有天我去做餐馆,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做。即使我没有天赋做好一道菜,但是我在做这个餐馆的过程中,我所有的努力、所有想的东西,让年轻人觉得有价值,这才是我的价值。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自娱自乐,他们有他们的乐趣,他们不care这些东西。但在我的理解里,如果一个人不考虑自己活着的价值,真的很没有意思。

空话大话不是贬义词,很多是有道理的

纠正别人的错误,是从我做独立音乐人开始的。因为当你为自己打工的时候,别人是帮助你的角色,怎样让别人的帮助是帮助,而不是拖后腿,这是你要考虑的问题,所以你要纠正他。

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有影响力了,很惭愧,我最开始想的不是改掉自己的毛病,做一个规范的人。我主要想的是,如何让大家去做一个价值观正确的人,所以才不停地说教。接着有段时间我觉得对社会现象不能保持沉默,我们应该去讲它,不管讲的对不对,要提它。再后来我会觉得,我首先要把自己做好,但是我做好和我传输价值观不矛盾。只要这个道理是对的,不管任何人去讲都是对的。想清楚这道理后,我就不会心虚。

我身边所有人都提醒我,团队天天提醒我,不要好为人师,讲这些会招人烦。我不是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的世界观、你的逻辑大部分是对的,那你说出来,它影响一个人、两个人,都是好的事情。

我以前也觉得,少说空话大话,但后来我觉得,空话大话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就是个浓缩。我们从小在社会上接受太多空话大话,但太多人只说不做,或者说的那些人也不理解,为什么要说这么大的话,所以会引起反感。实际上很多话是有道理的,比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有道理的,建设好祖国是有道理的,走向文明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很崇高的理想。

我当然可以说,你们看演出要注意卫生啊,要把垃圾带走啊,要注意秩序啊。但随着年纪越大,就越来越觉得,你可以说一百件这样的小事,每次翻来覆去地说,换着花样地说。但你总要把它总结起来,就好像还是那句话,知识是重要的。

年轻时候觉得,我们一辈子听到这种话,空的,大的,又看到很多不这样做的人赚了很多钱,相反有知识的人却过得很惨,所以会排斥。八十年代有道德讲师,现在肯定也有。很多心灵鸡汤讲得非常对,这不是思想和词语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最简单的例子,“流浪”是多么好的一个词,现在已经泛滥了,你怪“流浪”这个词吗?不怪的,是人导致的。“多愁善感”多好的词,“岁月静好”挺好的呀。是人的问题,不是词语的问题。

有种看法是,说话要保持谨慎,不要草率下判断。对任何问题,你当然应该更多地了解,可你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吗?多数时候,我们对一个东西的认知都是泛泛的。想把它搞清楚,要花太多时间了。

另一方面我觉得,你的沉默就是定义。有句话我特别喜欢:喜欢就是最大的不客观。泛泛地说喜欢,其实也没有了解得特别深。但直说不喜欢,就容易得罪人,可能会显出你的无知、狭隘,不懂装懂,还夸夸其谈讲一通。但我觉得先去批评,不要保持沉默,批评错了再去纠正。过分谨慎的话,就什么都不能说了。

从前写博客的时候,我一度不想写,觉得自己好幼稚啊,好狭隘啊,等我想清楚了,或者理解更深了再去写吧。然后发现,其实你每一年,甚至下个月都会比现在想得更清楚。那你就一直等着,就算到了八十岁,你觉得你能说清楚了吗,那我们就永远不说吗?都这样想就没人说话了。当然另一方面,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讲话是要谨慎一点。这就涉及到说与不说之间很微妙的关系。

在思考人生价值的时候,我经常说一句话,罗素讲的,人一辈子做两件事情,一个改变物质的形状与位置,一个是让别人也这么去做。前者每个人都做,后者做的人并不多。我觉得让别人也这么做挺重要的,好为人师去教别人挺重要的。如果我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我可以做到,很简单,但是又很没意思。我可以只是把音乐做好,把生活弄好,但我对财富又没有需求。对我来说,买多大别墅、私人飞机、游泳池,我没那个欲望。

但是到今天,输出价值观对我来说仍然是矛盾的事情。因为我内心那种自卑,对自己的知识量、智慧,没有信心。所谓公众人物,你要说,要呼吁,不管是以鲁迅那种方式呼吁,还是以胡适那种方式呼吁,你必须要呼吁。但是我没有底气像他们那样。第二个方面,我说想拯救多数人,想跟苦难的人在一起,那么我首先是不是要把周围的人,我的同事、我的乐队照顾好。按现在这个环境,我这么呼吁了,如果我失业了,别说他们,连欧拉(livehouse)都开不下去,南京连个演出的地方都没有,我是搏哪头呢?

人就活一辈子,不做点喜欢的事情多憋屈啊

1997年我考进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当时学校里什么都没有,最粗的树都没有我腿粗,看什么都不顺眼。学校在郊区,离市中心那么远,下课想进趟城都可能赶不回来。那个年纪、那个环境,就是盲目地反抗。一个农村小孩进了大观园,什么都是新鲜的,还有摇滚乐。然后发现,学校不就一个工厂嘛,我拼了命干吗到这个地方来啊。晚上在学校没地方去,就旁边几个小饭馆,连个书店都没有,这怎么过日子呢?

自动控制系其实用处挺大的,招生人数也少。我的同学现在都挺好的,中产阶级,夫妻两个一百万收入,工资很稳定,什么都有。这个专业就业很广泛,可以做通讯、做软件。但是你说兴趣,我觉得多数人都不会有。不过他们也没选择,也没那个心思去想其他东西。大家都觉得,好不容易考个大学,我就好好学,管它学什么呢,能找个好工作就行了。



我们那代大学生中的很多人,既没有前一代那么有理想和救国救民的情怀,又没有后来的大学生活得那么自我,就夹在中间。你说谈理想也没理想,大环境就那个样子。但你说多么自私吧,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从小受的教育还是要相互帮助。可你要务实吧,你做什么呢?很空虚。

那时候我喜欢音乐,老是幻想,以后牛逼了要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做个演出,这是当时能想到最牛逼的事了。大二下学期,我就没再上课了。退学了虽然没事做,但至少我不用在学校里待着,可以出去转了呀,没有钱就去借呀。任何事情,如果你认为是对的就去做,年轻时候要有这个勇气,人就活一辈子,不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多憋屈啊。

我一直特别喜欢梵高,他真的是在燃烧自己。看《梵高传》的时候,我还在罗庄一个农村的小院子,那是一个小乌托邦,一堆不想好好上学的年轻人住在那边。我的房间是大家的一个据点,像沙龙一样。晚上没网络、没电视,我房间有很多书,一次就把《梵高传》推荐给一个朋友去看。那个人从来不看书,理工科学生,没有任何文化艺术的喜好,拿回去看了。当时六月份,五点钟,天蒙蒙亮,就听见咚咚咚敲门。一开门是那哥们儿,穿了条内裤,泪流满面抱着我,说书看完了,梵高太不容易了。这场景就有点像八十年代大学生会有的样子。

为了追梵高,荷兰的博物馆,世界各国的大型博物馆,只要有他作品的,我都会去看一眼。美术上我看不出好坏,但我喜欢这个人。后来我去他自杀的那个地方,在巴黎郊区的一个小镇,从市区开车过去半小时。每次到巴黎,我都会去那个地方,去过四五次。他自杀的那个麦田还在,他死的那个房间还在,他的墓地还在。他治疗精神病的时候,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地方,我也会去看。到了那里我就知道,为什么他后期的画那么沉重。

后来我跟南京的一位油画教授交流,他说从专业角度看,梵高是一个特别特别笨的、没有天赋的人。他临摹的大师作品,一幅肖像画了个女的,头发的收尾就是一卷。画家的本意是随意一画,画画的学生都知道,但梵高完全是在抄着,这边转一下,那边转一下,他不知道这是随手的一笔,一定要临摹成一模一样的,很机械。这一看完全不是画画的料,但他反而因此创造了一个流派。他画画下蛮力,恨不得把画布都戳破了。

再回想《梵高传》里,梵高说他是用生命在画画,他觉得生命不够了,要把最后一丝力气都用在画板上。曾经我看到什么用生命在画画,感觉挺装的。二十岁的时候,我虽然那么热爱摇滚乐,我也不会觉得我是为摇滚乐活的,我要为这个付出生命。但梵高真的是这样,虽然他没有天赋,也不管他画得好不好。一个人能喜欢一件事到极致,这比什么都难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口述:李志,采访、撰文:洪蔚琳,编辑:何瑫,摄影:苏里,视觉:张楠,运营编辑:谷粒多,微信编辑:尹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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